雷火竞技app210个经济体大数据惊现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
10月5日，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获得者刊发万字长文通过分析210个经济体的数据，发现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中国，有关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其中大多数讨论存在一个大的漏洞，即仅仅立足于抽象的理论，而没有对事关发展的现有事实进行系统性研究，或者只参照了少数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后者犯了统计学中的“摘樱桃谬误”（即仅仅挑选支持主观判断的数据，而忽视与主观判断不一致的数据）。
本文作为投资与消费系列研究的第一篇，将对整个全球经济、全球主要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投资和消费在中国以及发展中（全球南方）经济体和发达（全球北方）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这些事实不仅清晰明了，而且是系统性的，这些事实也清晰地反映了许多地缘政治问题。
第一， 在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等于或大于0.90）。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生活水平增长速度也随之越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增长速度以及生活水平增长速度就越慢。
第二，与此相反，在中国等大型经济体中，消费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消费/生活水平增长速度也随之越慢。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指，一年新增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简称GFCF）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consumption of fixed capital) 。这里侧重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替代折旧资本的部分新增投资在价值上不会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能同时增加一个国家的GDP和资本存量。
下文的实证数据将显示，在大型经济体中，影响经济增长、消费、生活水平、国防、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许多关键的实际政策问题，均源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超高相关性。
这些相关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实践中无法回避。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高，那么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也就快，而如果中国削减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比如通过扩大消费占GDP比重的办法，那么其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都会放缓。
由于这些事实关系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大型经济体，它们对经济增长、消费、生活水平、国防、政治和地缘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这些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对经济政策和战略非常重要，因此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印证。为此本系列文章将分为上下两篇展开论述，本文为上篇。
上篇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研究的方法论；第二部分我们通过经济规模划分不同经济组别，并详细阐述了不同经济体组别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事实细节，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部分通过总结经济增长模式的事实及其产生的影响，阐述了为什么这些事实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对决策者非常重要。因此，不愿意阅读数据实证研究的普通读者和那些希望追踪大势的人，不妨直接跳读这一部分。
上篇的第四部分是附录部分，是通过详细的统计数据来评估较小经济体，完整绘制世界发展模式的图景。附录适用于希望所有的分析数据都经得起检验的经济专家。对于那些主要关心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人来说，可以略过。
下篇将详细阐述这些实际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对消费和生活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这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相反，最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也即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哈耶克，曾清楚地阐明了大部分“西方经济学”重理论轻实践的错误立场。
例如，他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实证研究，无论是出于实际目的，还是仅限于借助特殊统计工具来增加我们对特定阶段贸易波动的了解，充其量只是对现有理论的验证”。【1】
这种从理论出发轻视实证分析的方法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法分析不同经济体的具体特点，而是从抽象的“一般”理论模型出发，设想出一种单一“普适”的经济模式。
与此相关的一个连锁反应是，尽管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世界银行有据可查（有217个经济体，其中210个国家有数据可查），但各种利用“面板数据”（即不同主体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数据集，描述多个主体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进行的所谓“比较研究”，并没有根据经济体的规模进行分类，而是在研究中赋予它们同等的权重。
正如下文所示，这使得我们严重低估了世界经济过分集中的后果，从而得出的结论谬以千里，因为这些研究有时假设这217个经济体的经济模式都是相同的。
另一个错误则是，这类研究仅从地理角度（即按地区）对经济体组别进行分析，而没有区分不同国家的不同规模和发展模式。如下文所示，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导致对世界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得出错误的结论，进而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误导。
本系列文章是首次通过对经济体规模分门别类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能够精确识别不同规模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为让大家初步清楚地了解世界经济极端集中的现实及其影响，有必要指出：
1）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仅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这四个经济体就合计占世界GDP的50.9%；
2）世界前20大经济体占世界GDP的五分之四以上——80.3%。这一数字足以说明，这20大经济体决定着世界发展道路和模式；
4) 除世界前50大经济体之外，其余111个经济体中，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在世界银行有据可查的经济体的GDP合计只占世界的5.0%；
5) 所有161个世界银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可查的经济体GDP合计占世界的98.0%，即接近百分之百（其他经济单位占世界GDP的0.9%，其余占世界GDP1.1%的经济体世界银行未列出）。
为直观地反映世界经济的这种极端集中程度，图1呈现的是所有161个有世界银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可查的经济体占世界GDP比重，其中特别标出了世界前二十经济体各自占世界GDP比重。如图1所示，少数大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压倒性主导地位。
上文提到因忽略经济规模的巨大差异，而得出错误结论的例子屡见不鲜，下面举一实例。
图2呈现的是世界前30大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简洁起见，下文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指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除非另有说明）。这30大经济体合计占世界GDP的85.8%。
图2显示，在这30个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本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858。这些经济体发展模式相似表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定量因素决定的。
在这一点上，这些大型经济体之间不存在根本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不同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GDP增长的实际结果显而易见，呈现出一些明显的趋势：
1）中国和印度的固定资本投资净额占GDP比重最高，超过20%，因此到目前为止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
2）以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一组国家，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处于中等水平，约为10%，GDP增速亦处于中等水平。雷火竞技注册
3）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大多数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非常低，不到5%，GDP增长也非常缓慢。
这些数据表明，大型经济体发展模式有着共通之处。而且，对世界前30大经济体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
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来说，与占世界GDP的85.8%的其他大型经济体进行比较，更有可比性。
图2还显示，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或墨西哥）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它们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相似。这一结论，对中国乃至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相比之下，图3呈现的是世界最小的30个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经济体合计只占世界GDP的0.1%，其中最大的赤道几内亚占世界GDP的0.01%，最小的基里巴斯则占0.0002%。
可以看出，这30个世界最小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和R平方值都较低，分别为0.36和0.13。
因此，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小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很低，甚至几乎没有相关性——这与从世界前30大经济体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因为小型经济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型经济体，但这些小型经济体仅占世界经济的极小部分。如上文所述，世界前50大经济体占世界GDP的93.0%，其余111个有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可查的小型经济体仅占世界GDP的5.0%——这50个大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几乎是小型经济体的近20倍，尽管小型经济体的数量是这50大经济体的两倍多。
因此，任何以特定发展模式的国家数量为标准，而不考虑在世界GDP中不同权重的研究，都可能对中国或其他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产生误导——即使它以囊括所有国家为由，误导性地声称其研究分析是“全面的”。
为证明这一点，图4呈现的是占世界GDP的98%的所有161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数据显示，这种相关性仅为0.49，属于低/中低水平，R平方值仅为0.24。
因此，这项未考虑经济体规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所有161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较低/中等或较低。但是，如上文所述，这一结论具有误导性，因为占世界GDP绝大多数的Top30大型经济体的这种相关性极高。
因此，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要弄清世界及各国发展模式，就不应将各国等量齐观，而应根据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来分类分析——世界经济的这种极端聚集模式，在以下数据图中展示地更加清楚。
回到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模式事实的系统性的搭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本系列文章中的首次实证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利用国民核算数据和最新的增长核算法（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经济总量数据库使用的方法）来验证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基础数据集将包含120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有国民核算统计数据和增长核算数据的经济体数据——这些经济体占世界GDP的97.3%。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覆盖到了世界经济近乎百分百的经济体。
但是，还有41个经济体在世界银行有国民核算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但没有增长核算数据。加上上述120个经济体，一共是161个经济体，合计占世界GDP的98.0%。因此，为穷尽所有可用数据，我们也将对包括这41个经济体在内的161个经济体数据进行分析。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长期结构性的经济发展，而非经济周期波动，因此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将限定在最近一个从低谷到高峰的世界经济周期，即2007年至2019年。各经济体占世界GDP比重选取的时间段，是截至2019年经济周期结束。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将时间延长到有最新国际可比数据可查的2021年并不会实质性地改变研究结果。
一，世界前20大经济体；二，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三，世界前50大经济体之后的70个较小经济体；四，所有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
由于大家都很熟悉经济学普遍采用的国民核算数据，因此本系列文章的上篇将从世界银行的国民核算数据开始分析。下篇文章将表明，虽然其他更准确的增长核算法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但不会改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结论。
由本人——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和“全球南方洞见”（GSI）的罗一与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利用GSI提供的高水平编程和数据分析资源，牵头完成了关于世界经济真实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
为概述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关模式，表1呈现的是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217个国家经济体中，不同规模和某些不同经济类型的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其中的实证数据反映了一个既全面又清晰的世界增长模式：涉及分析的经济体规模越大，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就越高。
在这一点上，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组别——占世界GDP的5.8%的19个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按经济规模降序排列：
（1）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95；
（2）对于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的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而言，这种相关性也高达0.93；
（3）对于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的43个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而言，这种相关性高达0.90；
（4）与大型经济体发展模式相似的随后50个较小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加上之前的43个大型非石油天然气经济体，从而共同构成占世界GDP的90.4%的93个经济体，这种相关性则仍然为0.90；
（5）如果再加上随后的24个较小的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组成占世界GDP的91.5%的117个经济体，这种相关性将降至0.80，但仍有很高的关联性；
（6）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再加上紧随其后的25个发展模式与大型经济体截然不同、仅占世界GDP的0.7%的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这种相关性则大幅降低至0.57；
（7）如果加上19个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就组成了161个有世界银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的经济体，这种相关性降至0.49，R平方值降至0.24。
总之，无论是前50个大型经济体，还是合计占世界GDP的90%以上的前93个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极高的相关性。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来说，这种相关性接近完美，为0.95；对于占世界GDP的90.4%以上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相关性超高，为0.90；对于占世界GDP的91.5%的117个经济体而言，这种相关性仍然极高，为0.80。
但是，如果不分门别类而是整体来看142个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占世界GDP90.4%的93个经济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超高相关性，将被合计仅占世界GDP的1.8%的49个小型经济体（第5和第6组）所掩盖，使相关性降至0.57。
仅占世界GDP的 1.8%的经济体，掩盖了占世界GDP的 90.4%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这可谓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例子，可以称之为统计学上的“尾巴摇狗”现象（即本末倒置）！事实上，从包括中国、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和G7在内的大型经济体以及世界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超高相关性非常关键。
为进一步佐证这一点，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型全球北方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发展中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最后，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模式，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较小经济体组（第4组）的发展模式与大型经济体差距不小，但具体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相当多的较小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与大型经济体是一样的：50个较小的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0.90；如果将这50个较小经济体与前50大经济体中的43个大型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相加，所有93个经济体的相关性仍保持在极高的0.90。【2】
因此，如上文所述，鉴于大型经济体、小型经济体以及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发展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对经济体按规模大小进行分组的情况下，将所有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将极具误导性，是一种欺骗性的“全面”。
先对占世界GDP三分之二以上，即66.9%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G7加上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金砖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详细的分析。如上文所述，图5显示，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95。
正如前文所述，从实际角度来看，这种相关性非常高，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最大经济体不可能在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的情况下提升GDP增速，而通过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来拉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导致其经济增速放缓。
本节对占世界GDP的80.3%的世界前20大经济体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图6显示，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90，R平方值为0.82。这20大经济体除中国和其他6个发展中经济体/全球南方国家——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外，其余均为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包括G7。
即使上述这20大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也低估了这种相关性对绝大多数国家的实际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因为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增长模式与其他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很明显，能被称为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这说明其国土上石油/天然气储量高、且其他经济行业发展相对较弱。
这是两个必要条件，因为一个国家可能是大型石油/天然气生产国，但如果其经济规模很大，这个行业不一定主导其经济，正如美国一样。鉴于此，任何不具备必要的地质先决条件的国家，都无法选择石油/天然气出口作为战略。因此，我们为了避免遗漏数据提供了包括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在内的所有经济体的统计数据，但在做经济战略比较时，研究不包括石油/燃气出口国的趋势对于大多数经济体来说更有用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数据将在下面单独给出。
在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俄罗斯和沙特属于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为避免有人认为这是选择性使用证据，它们将被纳入这20大经济体的分析。但如果将俄罗斯和沙特这两个特定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排除在外，那么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其他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将进一步升至0.93，R平方值则升至0.86（见图7）。
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占世界GDP的77.4%。在本系列的下篇中将可以看到，更准确的增长核算法会导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更高。
对于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之间0.93的超高相关性，显然适用于中国和其他大型经济体。从下文可以看出，这基本上同样适用于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经济体。
世界前50大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较高相关性表明，这种相关性已延伸到范围更广的大型经济体，特别是随后排除了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经济体组别。
这一节探讨的占世界GDP的93%的世界所有前50大经济体，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77（见图8）。
但是，在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有七个是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雷火竞技注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挪威、伊朗和伊拉克。如果排除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那么其余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90（见图9）。这些经济体占世界GDP的绝大多数，88%。
因此，对于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0.90的极高相关性，才是最能反映其发展模式的相关性。因此，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球南方的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土耳其、越南、南非等。
现在谈谈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大型发展中（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与大型发达（全球北方）经济体是否不同？实证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大型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全球南方经济体的这种相关性略高于全球北方经济体。
在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17个是发展中经济体（指的是21个发展中经济体剔除4个石油/天然气出口国），26个是发达经济体（29个发达经济体去除3个石油/天然气出口国）【3】。在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在内的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0.82和0.87。
但尤为引人注目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变化范围截然不同，无论是在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还是GDP增长率方面。图10显示，与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情况相比，大型全球北方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变化幅度更紧凑，它们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GDP增长率均处于较低/中等水平。
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韩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最高，为11.5%；新加坡的GDP增长率最高，为4.3%；大多数全球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GDP增长率都处在较低水平。如下文所示，相比之下，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远高于它们，GDP增长率也远快于它们——例如，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为21.0%，GDP增长率为8.0%，印度的这两项数据则分别为21.1%和6.4%，越南为16.5%和6.4%。
▲7. G7 国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GDP占比极低—GDP增长率较低
首先分析较大的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是G7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极低，导致其GDP增长率较低。为证明这一点，图11再次呈上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数据。
特别突出的是，与中国和印度相比，G7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例和GDP增长率极低。下面首先给出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数据，然后是GDP增长率数据，美国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4.4%/1.7%，日本为0.2%/0.4%，德国为2.3%/1.2%，法国为4.6%/1.0%，英国为2.5%/1.2%.意大利为1.1%/-0.3%，加拿大为7.0%/1.7%。相比之下，印度的数字为21.1%/6.4%，中国为21.0%/8.0%。
鉴于最大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这种超高的相关性，中国和印度增长非常快而G7维持缓慢增长态势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而G7的这一数据则较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极低（1.0%），GDP增长率较低（1.6%）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巴西印证了这种负相关性。
因此，就G7成员国的上述经济表现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非常低，因此导致其维持缓慢增长的态势。
如果将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视为一个整体，排除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为0.87（见图12）。
因此，总的说来，就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例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而言，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与全球北方经济体一样。但是，如果说G7引人关注之处是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GDP增长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那么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值得注意之处则是，各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占比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存在显著差异（见图12）。
如上文所述，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为8.0%，越南和印度均为6.4%，这与它们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分别为21.0%、21.1%和16.5%）非常高有关。同样快速增长的还有印尼和菲律宾，前者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为12.9%，GDP增速为5.4%，后者的为11.8%和5.8%。
但是，与这些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相比，其他一些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GDP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例如阿根廷为0.9%，墨西哥为1.5%。巴西和南非为1.6%。这四个经济体缓慢的增速与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分别为5.1%、7.3%、-1.0%和4.4%）有关。
南方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不能笼统地说，“全球南方的GDP增速快于全球北方”。发展模式的差异化正在发生，即一些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GDP增速远远快于全球北方——这些经济体虽然绝大多数在亚洲，但也在非洲和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区存在。但是，另外一些全球南方经济体的GDP增速与增长缓慢的全球北方经济体/G7相比，差别不大。
因此，从数据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之间的GDP增速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占比的差异。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的全球南方经济体GDP正在快速增长，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较低经济体的GDP则增长缓慢。
还应指出的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增速远快于全球南方其他地区，这一事实与它们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远高于全球南方其他地区有关，与所谓的“儒家文化或东亚文化”优势等概念无关。
例如，信仰印度教文化的人占多数的印度、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印尼和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孟加拉国，显然均不属于儒家文化圈，但它们的GDP增长速度很快，这是因为GDP增速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高度相关。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水平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这种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对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战略政策影响——只有当它们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很大一部分时，它们的GDP才能快速增长。
在此就这项关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上文不断提到，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发展模式与其他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异——用统计学术语来讲，它们表现为“异常值”。但是，图13显示，这组的19个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占比与GDP增长之间不存在一致关系——相关性极低，为0.07，R平方值为0.01，这几乎是无相关相关性的完美例子。
因此，在这一点上，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与其他经济体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
在这项关于世界趋势的实证研究的结尾，我们用图14呈现了查看数据的另一种方法。它反映，随着各经济体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的累积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强。
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是从占世界GDP的24.4%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开始算起，然后加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累计相加占世界GDP的40.6%，再加上第三大经济体，以此类推。
以所有161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19个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为例，那么可以看出，占世界GDP的88.6%的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之间的相关性仍然超高，为0.90。
因此，只有占世界经济很小比重的小型经济体才会导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大幅下降。
因此，图14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上述研究，即占世界GDP绝大部分的大型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的比例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
我们如此全面详细地分析世界经济和个别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是因为这些事实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方面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实际后果。当两个变量存在0.95/0.93/0.90的相关性时，一方不可能摆脱另一方的影响。任何基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理论/分析制定的经济政策必然将遭受失败——实践往往比理论更有力量。
我们在分析世界发展趋势、比较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时候，中国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对中国来说，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提升中国经济增速，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无论宣扬何种理论/分析，没有政策能摆脱这些事实所带来的实际经济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许多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则是追求独立自主。对所有国家来说，其目标都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只有通过顺应并利用经济发展中最强大力量的政策，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反过来，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印证这些力量是什么。
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以中国名言“实事求是”为依据——那些喜欢西方格言的人可能会遵循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言：“事实是顽固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事实的状态。”
从事实出发也是马克思主张的方法论【4】，正如习所说：“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5】
与基于事实的分析相反，“西方经济学”(确切地说是“边际主义衍生”经济学)，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如下文所述，这会酿成大错，特别是影响实际的经济政策制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事实”反映了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而这些力量过于强大，从不会被抽象的理论所欺骗。
结果证明，这些事实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无论采用哪种理论框架来分析，都无法摆脱其实际后果。这并不意味着从经济理论或分析角度来看，这些事实是“中性的”，相反，这些事实决定性地驳倒了一些经济理论的谬误，并呼应/印证了文末讨论的其他理论。这意味着，无论采用哪种理论框架，这些经济事实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经济政策都不可能违背它们而取得成功。
这一首次研究关注的具体经济事实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确切地说，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正如下文所示，选择研究这种关系，是因为它对经济增长、消费和生活水平乃至经济发展的诸多其他方面均具有决定性影响。
此外还因为关于投资和消费作用的讨论一直是中国经济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部分中国媒体则提出一些违背事实的令人困惑的错误观点——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直接违背事实，因而对事实的任何系统性研究都会证明他们的谬误之处。其他国家同时也在讨论这一问题，因此对其他经济体和世界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有助于看清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否正确。
首先用实证数据证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有多么密切。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来说，这种正相关性为0.95。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对于分别占世界GDP的77%和88%的世界前20大和前50大经济体（不包括少数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主导型经济体）来说，这种正相关性分别为0.93和0.90（如下文所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主导型经济体的增长模式截然不同——为简洁起见，这些经济体将被称为石油/天然气出口国）。【6】
如下文所示，0.95、0.93或0.90的数字表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或者称为超高相关性。因此带来的实际结果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中，如果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升GDP增速，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下文的分析还将表明，大型经济体的这种超高相关性不适用于小型经济体，虽然这种现象确实在许多小型经济体存在，它也不适用于少数（19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
但是，后两个事实与中国的政策无关，因为它既非小型经济体，也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这些国家也与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大型全球南方/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七国集团（G7）等大型全球北方经济体无关。
在大型经济体中，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正相关性，所带来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就越快，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极高的相关性对主要经济体/经济体组别具有如下关键的实际影响：
（1）提升中国经济增速需要提高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而如果中国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通过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那么中国GDP增速将放缓。
（2）快速增长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如中国、印度、越南、孟加拉国）与缓慢增长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之间的增长速度截然不同，与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存在巨大差异有关。
快速增长的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而缓慢增长的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还应指出的是，快速增长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明显高于G7成员国，因此增长速度也快于G7成员国——这一事实解释了全球南方占世界GDP比重越来越高的原因。相比之下，增长缓慢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增长率不高于G7。
因此，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全球南方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北方”的情况。全球南方相对于全球北方的经济崛起，是由于一些快速增长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
全球南方经济体占世界GDP比重较全球北方有所增加，这显然会对“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产生重大地缘政治影响。
（3） G7成员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较低必然导致其维持缓慢增长的态势。鉴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G7成员国不可能在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水平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速。
目前，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G7成员国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雷火竞技注册当然，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并未消失，但它们导致平均增速处在较低的水平附近。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GDP增长较快的季度之后将伴随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GDP增长放缓。
以G7中增长最快的美国为例，按5年、10年和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其GDP年均增速均为2.1%，这印证了美国的GDP年均增速略高于2%，G7欧洲成员国的GDP年均增速接近1%。
因此，尽管短期刺激措施可能会暂时改善经济，但在目前的情况下，G7成员国的中长期GDP不可能实现较高水平的增长。这在地缘政治上对G7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下降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也解释了G7大多数成员国内政相对紧张和不稳定的原因，如美国和共和党的内斗愈演愈烈，法国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崛起，德国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和英国的种族主义骚乱等。
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直接相矛盾的是，消费占GDP比重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对于最大经济体来说，这种相关性极为负面——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就越慢。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来说，这种负相关性极高，为0.85。因此：
（1）中国通过促进消费来应对某些短期情况（例如经济周期上下波动）是正确的。但如果中国按照一些媒体的建议，在短期战术调整范围之外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都将放缓。
（2）消费占GDP比重较高导致固定投资水平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将维持缓慢增长的态势，而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高、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GDP将快速增长。
（3）由于消费占GDP比重较高，导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的G7成员国的GDP增长将继放缓，由此带来上文所提到的负面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
本节谈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对经济增长和消费乃至生活水平的影响。大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越慢。
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为例，这种相关性高达0.94。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这种相关性也同样高，为0.95。因此，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提升消费增速。
但是，要评估这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就有必要指出，上述相关性是针对消费总量增长而言。消费总额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或未能提升平均生活水平，即消费总额增长能否惠及大众或者只惠及其中较小的群体，也将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但就，就总消费增长率而言，如果采取适当的分配政策，会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总体潜力：
（1）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消费增长率将会增长，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消费增长率将会下降。
（2）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较高，将带动其消费总额快速增长，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采取适当的分配政策，那么将惠及广大民众。
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较低，导致其消费增长速度也较慢，因此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虽然现有的经济再分配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但如果不实现经济增长，就无法在中长期内提高生活水平——正如本研究表明的那样，对于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来说，这需要持续提高固定投资。
（3）对于G7来说，由于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较低，它们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这导致这些国家内政持续动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加剧社会分裂和政治紧张局势。
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直接相矛盾的是，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在最大经济体组别中，这种相关性极为负面——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这种相关性为-0.85。因此，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从而生活水平的潜在增长增速也就越慢。
（1）对中国来说，这对讨论投资和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实际影响。提高中国GDP占消费比重将导致消费增速放缓，进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增速放缓。
（2）对于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而言，消费占GDP比重较高的经济体消费总额增速较慢，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较小；而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经济体消费总额增速较快，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较大。
（3）G7所有成员国的消费占GDP比重都较高，因此其消费/生活水平增速将继续放缓，进而加剧其内部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
鉴于此，明确区分两个截然不同的消费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依据这两个问题制定的经济措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两个问题是：（1）消费增长率，（2）消费占GDP比重。事实表明，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即便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占GDP比重较高；消费占GDP比重越低，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因此，从这些关系中还可以看出，就生活水平而言，消费占GDP比重较高，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可取的目标——消费占比只是一个数字，不能代替人们的吃喝用。因此，重要的是人们的消费实打实的增长，而不是抽象的数字。消费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是（98%）、苏丹（97%）、津巴布韦（94%），而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正如上文所述，在大型经济体中，消费占GDP比重高将伴随着消费增长放缓。相比之下，消费增长率高，即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力大，这需要较高的投资水平，从而导致消费占GDP比重被拉低（根据GDP支出法，消费率和投资率之和约等于百分之一百）。要保持生活水平持续提高，需要关注的是消费的快速增长，而不是消费占GDP比重更高。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超高相关性，阐明了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纠正了部分媒体的误解。没有高投资率的经济体GDP不会快速增长。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创新可以替代高水平的投资。相反，高水平的创新和高水平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国家的创新潜力与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有关，而研发支出不属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但实证数据证明，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创新必须从理念层面落实到投资上——举一个革命性的例子，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体现在计算机、电信、能源供应和其他领域的大量投资中。
同样，以当代为例，中国在全球绿色能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于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催生了一个简单的好点子，还在于对太阳能、风力涡轮机、电池等领域的投资。下面就此谈谈这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
（1）在某些领域（如电信、绿色能源和商用无人机等行业），中国显然已经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尚未达到美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而美国为3.5%。因此，中国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是进一步提高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固定投资，将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2）除中国外，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除中国外，全球南方经济体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土耳其，为1.4%，巴西仅为1.2%，俄罗斯为1.0%，印度和南非为0.6%。因此，大型全球南方经济体面临着双重任务，即大幅提高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同时辅以高水平的固定资本投资，以将更高水平的研发支出转化为推动GDP更快增长的动力。
（3）数个G7成员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高于中国——G7成员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如下：美国为3.5%，依次为日本为3.3%，德国为3.1%，英国为2.9%，法国仅为2.2%，加拿大为1.7%，意大利为1.5%。但是，所有G7成员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都很低。因此，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G7成员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均高于中国，但它们中没有一个的GDP平均增速达到中国的一半。这证明，将创新和研发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的高水平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非常重要。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表明，个人企业家精神不可能取代高水平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在大型经济体中，无论个人企业家精神如何，只有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时，才能提升经济增速。
需要哪些固定资本投资，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发展水平和单个投资项目的效率。并非所有投资都能产生相同的结果，优化特定投资的效率显然是当务之急。但是，所有国家的数据已显示，从总体上看，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增加净投资的大型经济体增长更快，而无法增加净投资的大型经济体则增长有所放缓。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国可能会试图阻挠中国经济发展，即要求中国“经济自杀”。这也意味着，如果能够说服中国通过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来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即生活水平增速都会放缓。
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断向中国兜售，中国要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如果中国真如此做，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尽管美国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对付中国，但这与美国早期减缓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的手段相似，有关详情请见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
“超高相关性”的事实意味着，任何声称将提升大型经济体GDP增速的政策建议，都应解释将如何提高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声称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应解释如何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如果不这样做，这些计划就不能被视为连贯且严谨的。
消费的GDP占比和投资的GDP占比加起来约为100%。因此，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消费占GDP比重。但是，如果要避免消费/生活水平变差，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要避免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下滑，这需要相应地在短期内大幅降低消费占GDP比重，因为这将涉及在更快增长的有益影响显现之前降低生活水平。
相反，投资占GDP比重逐年小幅增长，而且长期保持稳定，是国际上已被证明最成功的发展战略。一旦建立了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较快增长的模式，这就可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会促进消费快速增长，并将在总体上更快且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这一战略在国际上的实践表明，它创建了一种消费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逐渐上升的模式，从而促进经济和消费/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
从经济理论上来讲，各色迥异的经济体都会发展经济。但事实表明，绝大部分的世界GDP增长是由占世界GDP绝大多数的经济增长，是由大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较高相关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是由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GDP增长之间的这种极其密切的关系决定的。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相关性与因果关系是不同的概念，因此没有必要为上述结论和相关性的实际影响对任何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事实证明，在大型经济体中，提升经济增速需要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降低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哪些经济理论与这些事实是一致的，哪些与这些事实相矛盾，将在本系列文章的结尾进行分析。但是，由于这里重点关注的是这些事实对经济政策的实际影响，下文首先将就上述概括的经济发展问题方面的事实进行系统性的论述。
如上文所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这种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地缘政治都具有极大的实际影响。
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将就这些事实对消费/生活水平和经济理论的影响进行分析。
上文为大家分析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与大型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但是，为便于大家了解世界发展模式及其对经济理论和战略的影响，本附录将通过详细的统计数据来评估较小经济体，完整绘制世界发展模式的图景。
这篇附录适用于希望所有的分析数据都经得起检验的经济专家。对于那些主要关心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人来说，本章节可以略过。
为阐述事实，在此没有必要分析较小经济体与较大经济体发展模式不同的原因——一个明显的假设是，由于规模较小，这些经济体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相比之下，大型经济体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走向。
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作为一个整体也与非石油/天然气田出口国有很大不同，原因显而易见——这些经济体以石油/天然气出口为主，而其他经济体则不然。
如下文所示，为了有助于阐述事实，我们将较小经济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大型经济体发展模式相同的较小经济体，这类数量较多；另一类是与大型经济体发展模式不同的一小部分较小经济体。
在世界银行国民核算和世界企业联合会增长核算均有数据可查的120个国家中，除了上文分析过的世界前50大经济体外，还有占世界GDP的4.4%的70个较小经济体。图15证明，这些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较小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与大型经济体不同——这些较小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49，R平方值为0.24，与较大经济体的0.90或以上的这种超高相关性截然不同。
但是，更仔细的分析显示，大多数的较小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GDP占比与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也有相当多的其他较小经济体并非如此。现在将分类进行分析进行分析。
在上文分析过的70个较小经济体中，有10个是石油/天然气出口国。【7】 将这些经济体排除在小型经济体组别之外，意味着其余经济体占世界GDP的3.5%。这些较小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为0.61，R平方值为0.37（见图16）。
因此，如果排除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较小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占比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性。但这远低于大型经济体的0.95/0.93/0.90的相关性，即排除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占比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会明显增加，但不会像大型经济体那样高。事实上，这证明，经济发展模式中明显存在“规模效应”和“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效应。
如上文所述，不考虑其规模以及它们是否是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国际比较分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全面”，实际上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为进一步澄清这一点，将所有120个既有《国民账户》数据又有增长核算数据可查的经济体纳入考虑，不分规模大小，不进行加权计算，所有120个经济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相关性为0.58，R平方值为0.33——这样的相关性只处于中等程度（见图17）。
此种平均值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占世界经济绝大多数的大型经济体，其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与其GDP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只有少数小型经济体可以例外。
如果将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排除在120个经济体之外，即消除“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效应”，其余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升至0.71，R平方值则为0.50（见图18）。
这是一个显著的相关性，再次印证了不区分是否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所带来的扭曲效应。但0.71的相关性仍然远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的0.93的超高相关性，也远低于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在内的世界前50大经济体的0.90的相关性。
如上文所述，排除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之外的120个经济体，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GDP比重和GDP增长率之间0.71的这种相关性，是由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组成的——更大一部分是与大型经济体类似、相关性很高的一类，另一小部分是相关性较低的较小经济体。
为利用所有可用数据，在此将占世界GDP的97.3%的120个经济体，还有41个有世界银行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数据，但没有增长核算统计数据可查的经济体加起来，构成占世界GDP的98.0%的161个国家。【8】将小型经济体纳入的效果是，所有161个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骤降至0.49，R平方值则降至0.24。（见图19）
这一相关系数低于前面分析过的120个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GDP比重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印证了更多较小经济体加起来将进一步降低了其相关性的判断。
如预期的那样，将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排除在这161个经济体外，将使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升至0.57，R平方值则为0.31（见图20）。0.57的相关性并不高，低于将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排除在120个经济体外的0.71的相关性，更不用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0.95的相关性了。
这再次证明，将最小的经济体加进来，会大大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为完整起见，将对不同组别的较小经济体的发展模式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这对整体分析很重要，因为了解实际趋势对这些较小经济体的影响显然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实证数据表明，大型经济体提到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占比，就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增长模式高度类似，而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较小经济体则不然。但是，将较小经济体划分为两类就会发现，大多数较小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与大型经济体相同，仍有少数较小经济体是列外。
为证明这一点，有必要指出的是，占世界GDP的88.0%的43个经济体（世界前50大经济体减去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90。但是，图21显示，再加上50个较小的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这种相关性仍然超高，为0.90。这93个经济体合计占世界GDP的90.4%。
加入了50个较小经济体仍然维持较高相关性的原因，是因为这50个较小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0.90的极高相关性（见图22）。
如果将0.80的极高相关性作为标准，那么为反映更广泛的经济体组别之间的模式，经过计算，将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的43个非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与74个经济体加起来，它们的此种相关性正好为0.80，这117个经济体占世界GDP比例达到了91.5%。（见图23）。
如果将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排除在外，那么还有仅占世界GDP的0.7%的25个经济体，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确实很低——相关性为0.43，R平方值为0.18(见图24)。
但显然，试图让仅占世界GDP的 0.7%的经济体，掩盖占世界GDP的绝大多数的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是荒谬的。
因此，从实证数据可以看出，不按规模分析经济体的研究，完全掩盖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和决定世界增长、且占世界GDP和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大型经济体（如中国、大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经济体）增长模式的事实。用代表世界GDP的一小部分的经济体来掩盖这一事实，用贴切的话来说，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事实显而易见。对于大型经济体（包括中国与大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经济体）来说，其GDP增长率，取决于其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占GDP比重，这一事实将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DP将经济体分为四类：低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被世界银行归类为发达经济体，而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则被归类为发展中经济体。
【4】“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76年版，第19-539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6：31.
【6】按照如下分类，石油/天然气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定义为欧佩克成员国，加上2019年石油/天然气出口至少占其GDP的12%的任何经济体。
【7】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阿曼、安哥拉、利比亚、阿塞拜疆、巴林、加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刚果共和国。
【8】从波多黎各到基里巴斯的另外41个经济体都很小，其中25个比有增长核算数据可查的任何经济体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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